修理一下《修理陶傑》

最近潘國森寫了一本新書《修理陶傑》。顧名思義，是挑陶傑散文中的錯誤，修理一下。昨天看完了，認為寫得不錯。陶傑是著名的大才子，潘國森也是。所以書背寫著「才子逗才子」，大有「石破天驚逗秋雨」的味道。潘國森最有名的是寫金學評論，如《解析天龍八部》、《解析射鵰英雄傳》、《解析金庸小說》、《雜論金庸》等。前三本都值得推介，可以一邊看一邊學到不少文史知識。另外，潘國森還研究同性戀文化，著有《解析同性戀．反常現象報告》和《透視同性戀．異常行為研究》。

潘國森學識淵博，文理知識兼備，中英文也好。由他來挑陶傑的錯誤，合適不過。然而，看畢全書，這本《修理陶傑》竟也有值得「修理」一下的地方。挑錯誤比寫文章容易得多。寫文章很難避免有錯誤的地方，尤其是那些天天寫專欄的人。陶傑寫了十多年專欄，產量豐富，被潘才子挑出了約六十處錯誤，比余秋雨少很多，算是無可厚非。好吧﹗不多說了，先挑一下書中錯誤。

(一)陶傑作品11《偉大的十字街頭》〈中醫的悲哀〉中有以下文字：「阿拉伯大學已經有了醫學系，那時候，中國的書院，還在教授四書五經的八股文。從那時開始，就奠定了西醫永遠的霸主地位。」

潘國森於是說陶傑任意穿越時空，將上下一千年的事牽扯在一起。他在〈千年醫學發展史〉中解釋道：「中國的八股文初出世的時候，正值西歐的文藝復興時期。八股文的體制源於宋元，到明憲宗成化年間(1465-1487)才成為定式，八股是破題、承題、起講、提比、虛比、中比、後比、大結，是文章結構的八個部分，……」

無疑，批評陶傑的地方是不錯的。錯在「八股是破題、承題、起講、提比、虛比、中比、後比、大結，是文章結構的八個部分」一句。八股文是明清科舉考試的指定文體，有很多嚴格規定。八股即是起二股、中二股、後二股、束二股(見王凱符《八股文概說》)，有時也被稱為「四比」的，一比為兩股，即是提比、虛比、中比、後比。事實上，八股文不一定要具備八股，也有六股的「八股文」。狹義的八股不是「文章結構的八個部分」，而只就「起二股、中二股、後二股、束二股」而言。而廣義的八股文，也不一定是「八個部分」。「破題」、「承題」、「起講」之外，也有比較次要的「入題」、「出題」、「過接」等。(詳細可參閱張中行、啟功、金克木《說八股》)

(二)陶傑作品7《香港這杯雞尾酒》〈電視土木堡〉中談到明代的「土木之變」，被潘國森挑出九個文史謬誤。挑得好，可惜此文〈多了一張信口雌黃的嘴〉中在引用歷史人物時，其生卒年份也有五個謬誤。

(1)「正統十四年」不是(1149)而是公元1449年。(2)王振死於公元1449年，不是1149年。(3)于謙的生卒年份不是(1398-1547)，而是(1398-1457)，若按前者，則于謙竟壽至一百四十九歲。(4)景泰元年不是公元1150年，而是公元1450年。(5)太子朱見深的生卒年份也不是(1147-1187)，而是(1447-1487)。

不過，這大概是手民之誤，或是編輯不慎的緣故，倒也不必深責。

(三)陶傑在〈電影嵇康〉(《蘋果日報》2004年4月15日專欄)中說道：「例如，竹林七賢喜歡在小河邊聚會，叫做『流觴曲水』，把小酒杯漂浮在彎曲的河上，讓流水傳遞酒杯，酒杯流到誰的面前不動了，誰就要賦作一首詩。」

於是，潘國森在〈有官不做的河畔七賢〉一文中，便說：「顧名思義，七賢當在竹林聚會，若如陶君所說喜歡在小河邊玩『流觴曲水』的玩意，他們就該是『河畔七賢』了﹗」他又引《晉書．王戎傳》中的「竹林之遊，亦預其末」為證。

然而，「竹林七賢」之名是先有「七賢」，後有「竹林」的。《陳寅恪魏晉南北朝史講演錄》〈清談誤國〉中就說：「西晉末年，僧徒比附內典、外書的『格義』風氣盛行，東晉之初，乃取天竺『竹林』之名，加於『七賢』之上，成為『竹林七賢』。」所以「竹林則非地名，亦非真有什麼『竹林』。」又云：「共作『竹林之遊』，都是東晉好事者捏造出來的。『竹林』並無其處。」陶傑的「河畔七賢」當然不正確。不過，潘才子也不見得解對了。

陶傑和潘國森，二人都是飽學之士。潘國森雖然挑出陶傑的錯誤，不代表潘國森的才學在陶傑之上。寫文章始終難以避免有錯，挑出來「修理」一下也就是了，至於接近人身攻擊的鞭撻，大可不必。可惜「文人相輕」，自古皆然。

史學大師陳寅恪

最近對陳寅恪產生興趣。一個研究歷史的人，竟專業得被人研究，其成就之高，可以想見。昨天看完了嚴耕望的《治史答問》(你猜得不錯，那本《中國大歷史》和《陳寅恪魏晉南北朝史講演錄》還未看完)，其中有一篇〈史學二陳〉，介紹陳寅恪教授和陳垣教授的治學。讓我在這裡引一下嚴教授文章中的一些章節，來介紹陳寅恪教授這位史學天才。

嚴耕望稱前一輩的史學大師有四大家：陳寅恪、陳垣(援庵)、錢穆、呂思勉。陳寅恪(1890-1969)，江西修水縣人。1902年，陳寅恪十三歲，東渡日本求學三年。1910年到柏林大學轉巴黎大學，前後五年。1918年赴美國就讀哈佛大學。1921年由美國再赴德國就讀柏林大學，至1925年回國任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導師，時年三十六。其求學時期極長，在東西各國就讀研究，主要學習古今各國語文，中國邊疆民族語文，次及哲學宗教，似亦稍涉社會科學。

陳寅恪教授記憶力特強，除了英、德、法、日文，還懂得拉丁、蒙、藏、滿、波斯、土耳其、希臘等文。妻子唐篔稱其能通十七種文字。吳宓更稱陳教授是「全中國最博學之人」。嚴耕望更說：「先生曠世奇才，加上早年環境優裕，語文工具特強，東西學術基礎亦特別深厚，惟惜中年時代健康情況看似頗差，殊難盡量發揮其才學。」

陳寅恪晚年雙目失明了，但仍然在清華大學教書(不過在陳宅上課)。萬繩楠整理《陳寅恪魏晉南北朝史講演錄》時在序言中說：「陳老師坐著口述，……口材極好，議論風發。尤其令我驚異的，是對古書背誦如流，連多少卷也從未記錯。」陳寅恪雖然失明，但工作能力不失，在助手誦讀的協助下，晚年著有《柳如是別傳》，細密考證，分析入微，篇幅更逾七十萬言。

不過，文革風暴不因陳寅恪的成就而特別通融。在陸鍵東的〈陳寅恪之死〉中，如此寫道：

「一九六六年七月，中山大學已貼滿各式各樣的大字報。陳寅恪受到嚴重的衝擊。……貼大字報的人強烈譴責一直堅持『資產階級反動立場』的陳寅恪多年來大肆揮霍國家的財富和人民的血汗錢，每月要吃進口藥物，每天要享受『三個半護士』的護理。甚至有人聲言『陳寅恪有意污辱護士』……最典型的說法是：『這瞎老頭甚麼也不用幹，住最好的，吃最好的，拿最高的工資，還不是勞動人民養育他﹗』」

七月底，陳寅恪寫了一封信寄給中山大學保健室主任梁綺誠醫生，其中寫道「梁主任：因為我所患的是慢性病，一時不能痊癒，而一時又不能就死，積年累月政府負擔太多，心中極為不安，……」不過，大字報仍然貼到了陳寅恪的床頭之前。

對於一個病人，文革的擁護者仍不放過。陳寅恪雙目失明、腿折，有心臟病、腸梗阻、腸麻痺。他死於一九六九年十月七日凌晨五時，含冤而去。

一代史學大師，晚年被文革迫害，才學無法盡情抒展，這就是中國人對待「國寶」的一貫態度啊﹗

淺談魏晉時期的道教發展

這兩天在看萬繩楠整理的《陳寅恪魏晉南北朝史講演錄》。暫時看了八十多頁，覺得寫得好，好在那裡卻說不出。印象比較深刻的是「竹林七賢」的政治立場與「才性四本論」、「名教與自然」的關係。另外，就是魏晉時期的道教發展。

要清楚魏晉時期的道教發展史，不可只看一本書。應該同時參看其他參考資料。我看《陳寅恪魏晉南北朝史講演錄》之時，一邊參看南懷瑾的《中國道教發展史略述》、張豈之《秦漢魏晉南北朝史》和中華書局出版的《西晉書．東晉書》來互相印證，由是得益不少。

魏晉時期的道教(主要是天師道)上承東漢末年由張道陵創立的五斗米道，下啟葛洪的「神仙道教」。天師道於此時信徒極多，不但在宗教方面有影響力，甚至在政治、文化、社會上亦存在巨大的影響力。不論上流人士或草根階層，都潛伏著為數不少的天師道堅貞信徒。皇族中有趙王倫(八王之亂的起事者)，士大夫中有孫秀、王羲之(即是書聖)、王凝之等，甚至民間的起義首領都紛紛以宗教為號召，如益州的李特、李流、李雄；荊州的張昌、丘沈；後來的孫恩、盧循起義，均與天師道息息相關。這些人以宗教為號召，發展其政治勢力，曾一度威脅中央的統治。流變所及，有點像東漢末年黃巾之亂的翻版，只是規模較少，不至顛覆國家而已。

所謂天師道，前身是「五斗米道」。東漢末，張魯割據漢中，將祖父創立的教派發揚光大，自稱「師君」。後來劉備入蜀，曹操西征漢中，張魯投降。五斗米道卻並未因此而式微，反而在張魯子張盛遷到江西龍虎山後更加興旺。(《三國志．魏書．張魯傳》)這是天師道的起源。

不過，天師道不止於此。東漢末琅邪人于吉著《太平清領書》，黃巾之亂的領袖張角「頗有其書」，因此而創立所謂的「黃老道」，以符水為百姓治病。(註：按《續漢書》所載，桓帝至靈帝的六十六年間，共有九次大疫。)張角見漢室腐敗，便乘機起義，宣傳「蒼天已死，黃巾當立，歲在甲子，天下大吉。」亂事及至十三州部中的八州。後來，黃巾雖被平定，當權者似仍猶有餘悸。《三國志．吳書．孫破虜討逆傳》中裴注引《江表傳》記孫策殺于吉事，其中孫策便說「此子妖妄，能幻惑眾心」，所以「不可不除」(這件事後來被羅貫中收入《三國演義》之中，再加油添醋一番)。曹魏方面，曹操、曹丕、曹叡亦竭力限制民間道教的發展。方士如左慈被「取而禁之」。由此可見，民間宗教的影響力之巨，有時甚至為當權者所忌。

于吉是琅邪人，他的宗教思想在瑯琊一地很有影響力。後來，西晉建立，司馬倫先被封在琅邪，受過天師道的薰陶，因此而認識了同為天師道信徒的孫秀。後來的八王之亂中，天師道得以滲入皇族及上流階層，此二人居功不少。(當然，早在張魯投降曹操時已將天師道在上流散播。)而東晉時的孫恩，就是孫秀的同族。

以上種種，均為葛洪奠定基礎。只是，後來的道教在教義上漸分「符籙」、「丹鼎」，在層次上又有官方道教和民間道教之分。上流人士有自己的一套，民間也有自己的一套。兩者並非沒有衝突。以孫恩起事為例，據《晉書》所載，王凝之(王羲之子)擔任會稽內史時，孫恩攻打至會稽，王凝之不作防禦，只祈禱求「鬼兵」打救(有點葉名琛的影子)，最後被孫恩殺了。王凝之是虔誠的天師道信徒，是上流天師道的代表人物(名字中有「之」字是信仰道教的象徵)；而孫恩則是民間道教的表表者。王凝之被殺，標誌著兩個階級的衝突激烈化。

除了政治上的影響，當時的文化界中，亦與道教息息相關。最著名的例子有「書聖」王羲之和他的兒子王獻之，二人在書法史上並稱「二王」。繪畫方面，有顧愷之；文學方面，有謝靈運。謝靈運少時，曾寄居在世世信仰天師道的錢塘杜家，故以「靈」為名，當與天師道有莫大關係。(註：天師道信徒多喜以「之」、「靈」、「長生」為名，如劉靈、范長生等。)